人格尊严与荣华富贵，随着那张薄薄的举人身份，一齐如洪水般涌来。范进不过是换了一身新衣，转眼间便成了整个乡里的焦点人物。曾经见他就绕道的邻里，如今个个点头哈腰，逢人便说自己“早就看出范老爷不凡”。以前不给他赊账的店家，如今主动送钱上门；先前嘲笑他书呆子的村民，也忽然变得“客客气气”，仿佛从未说过一句难听话。

而这种巨大的落差，恰恰才是压垮范进心理的真正力量。过去几十年的冷眼、羞辱、饥饿、挫败，一夕之间全被一个头衔推翻。精神的绷紧在那一刻彻底断裂——疯，不是偶然，是必然。中举后的“好日子”只是开始。

按照清代制度，范进接下来要等的是三年一次的会试。只要会试中榜，就能成为进士，进一步参加殿试，被皇帝亲自点名授官。张乡绅对范进的期望从来不是“举人”，而是“官人”。举人可以享荣耀，但不能马上当官；进士才能真正入仕做官。于是，范进在新居住下不久，便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二轮“催命”压力。张乡绅表面上把钱财往范进家里送，话里却暗藏锋芒：“范老爷你如今是举人，离着进士一步之遥，我们全村都指望你光耀门楣。”胡屠户更是逢人就说：“我女婿将来可是做大官的！”这种“高帽子”，比饥饿更能要命。范进年已五十多岁，再战会试，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自己几斤几两。但他不能说、不敢说，也不允许说。举人的光环让他第一次尝到了“被尊重”的滋味，而要维持这种尊重，就得继续拼命往上考。这就意味着——他几十年积累的精神压力，并没有因为中举而结束，而是被放大百倍地推到了下一阶段。

事实上，《儒林外史》中交代得非常清楚：范进最终并不是靠实力成为进士的，而是被张乡绅“买官买到进士”。他做的官叫 “现任典史”——是县官下面最小的胥吏职位。放到今天是什么水平？——乡镇街道办里普通科员都比“典史”更有实权。——公务员系统里几乎摸不到台面的最低序列。——实质上是个“跑腿的小吏”。所以你回头再看范进的疯：穷成那样，苦成那样，熬成那样，最后捞到一个至低的九品小官。如果放到今天——你连续考了二十多年高考，重考数十次，穷得吃不上饭，终于考上了大学，结果毕业发现分配到的工作是个没编制的小临时工……你疯不疯？

范进疯不是因为中举，而是因为：现实太苦，反差太大，尊严来得太突然，命运又太残酷。吴敬梓借这个人物，把科举制度的荒诞与社会虚伪撕开给人看。范进没有错。错的是那个时代。也是那个时代制造出的全民“功名狂热”。而这种狂热，在今天并没有完全消失。